《台灣的明天‧明天的台灣》討論「教育與人才培育」議題，本集節目邀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、政大博雅書院總導師錢致榕教授，從國內外高等教育異同和教學品質管控，看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方向。

主持人彭宗平教授（以下簡稱彭）： 歡迎您收聽《台灣的明天‧明天的台灣》，我是彭宗平。這一季的議題是教育與人才培育，我們將分別從大學、技職、及國民教育三個層面來探討。首先要從大學教育與人才培育談起。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錢致榕教授來到我們的節目。 錢教授現在是政治大學的講座教授以及博雅書院的總導師，他在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教授長達40年，其間他也曾經協助香港科技大學的創辦，是創校的第一位學術副校長。他也曾經跟南京大學合作，合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，培養了幾千名瞭解中美文化的年輕學者，他也同時擔任許多大學的名譽教授。兩年前，我受邀擔任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專案計畫的指導委員兼執行長，錢教授也應邀擔任指導委員兼大學與國際人才培育的共同召集人。錢教授是這一組報告書的主要執筆人，所以錢教授對於國內及國外的高等教育，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與深入的瞭解。錢教授，我記得我們在討論人才培育白皮書的過程裡頭，您一再強調大學的教學品質的管控，是辦好大學教育最重要的工作，您是不是可以借這個機會再跟我們一起詳細的討論？

1. 為什麼辦大學？大學的理念與目標 來賓錢致榕教授（以下簡稱錢）： 我想在講之前，可能值得談一下大學的理念跟目標。我認為大學教育是為社會培養人才，而每一個社會的需求不一樣、條件不一樣。今天我們既然在談台灣的大學教育，因此它的目標，是為台灣培養解決未來五十年問題的人才。這樣的話，人才培育就必須要面對社會的需要、要面對世界的變遷、面對國際競爭，所以人才培育第一個要務是重「素質」。優質人才是國家的財富，社會發展主要是依賴自己培養的人才，外來人才只能彌補暫時的不足，所以人才培育的品質就決定了台灣社會的未來。 教育是百年大計，也是國家前進的動力，所以需要大量投資。因此學制的設定、學科的設置及員額的分配，都要按照時代的需要不斷地調整，假如跟時代脫節或者供過於求，就是資源的浪費，也會造成質的下降，直接就影響了國際競爭力。我想這一點我們假如仔細看一下的話，會發現我們的大學學制已經一百多年沒變了。 實際上早在一百多年前，1907年設定的時候，這個制度就已經落伍了，而長期以來由於內亂外患，以後又有各式各樣的原因，始終沒去碰它，因此學制上有很大的問題。這五十多年來都沒有更改。 彭：所以包括這幾十年來所謂的教改，也沒有去談論這個問題。 錢：沒有，教改只是在考試制度上修改，讓學生的壓力越來越大。要達到真正的制度化，必須全面檢討。像我們今天的管理學院、商學院、法學院、教育學院、傳播學院，這些應該是職業性的學院，卻從學生18歲起就分流了，所以這些學院的學生全面缺乏文科跟理科的基本人文教育，在目前造成很大的困難。我想等下一集談通識教育的時候，我們會再談這個層面。 總之，大學教育的方向，主要應該以三個概念為基礎。第一，要滿足社會的需求，培養未來需要的人才。第二，一定要強化人才的國際競爭力，也就是要不斷提高人才的素質。第三，要建立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。我想尤其第三點，最近這二十年來，我們大量地忽略。 彭：是跟大學急劇的增加有關？還是跟學生的素質參差不齊有關？ 錢：跟這些都有關。不過更重要的一點是現實的問題。今天當政的人，在媒體跟民意代表壓迫下，很難做百年大計的規劃，他們忙的就是下個禮拜怎麼樣應付立法院的質詢，然後怎麼樣明天在媒體可以有亮點報告，大家都急著做短線計畫，長線計畫很少做。

2. 大學教學品質管控的重要性 彭：是！所以教育品質的管控，其實是教育最根本的問題。 錢：的確是最根本的問題。就是說我剛才講這三個方向，它的根本都是在高品質的教學跟學習，還不只是教，我們教得再好，學生沒學到東西的話，一切都是白搭。所以在全球化時代，大學品質不是以空洞的排名來衡量，而是由它培育出來人才的國際競爭力的強弱來決定的。隨著人才市場的國際化，人才培育的品質必須用國際的競爭力來度量。 可是今天我們頂尖大學的畢業生，已經很少能在國外拿一流大學的全額獎學金。考取公費的留學生，雖然拿了教育部的錢，還是常常得不到一流大學的入學許可。國內頂尖大學培育的博士，也很少爭取到國際上去做博士後研究，而要教育部給他們博士後獎學金再送到國外去，透過政府的力量安排進修。雖然媒體常常提到我們人才在外流，可是十多年來，我國大學師資被外國一流學校爭取過去的人數，大概不到我們全部師資的千分之一。這個現象表示什麼呢？它表示，雖然我們國內大學在數量上大量的增加，學生增加、老師增加、每年畢業生也增加，可是在大學、研究所的畢業生跟師資方面，卻嚴重地缺乏國際競爭力。 彭：也就是說，我們現在學生的國際競爭力比起從前，可能是變弱了。 錢：差很多。我記得在從前的話，我們台灣的學生申請美國最好的十幾個學校，幾乎每個系都給全額獎學金。現在偶爾還有，不過很少是全額。 彭：所以，這是不是跟大學的教學品質沒有把關好有關？還是學生的素質不夠好？ 錢：我想可能都有。前者，就是大學教學品質的把關，跟教學端是有關係。但說到後者，就是學生的素質。我想我們必須承認，學校是反映了社會的情況。在大學裡碰到的問題，往往是從高中來的。而最近六、七年來，我跟大一的學生接觸比較多，發現可能一半以上的問題從家庭教育或者缺乏家庭教育而來。這些原因雖然很確實，卻不是說大學教育可以逃避我們的責任，我們既然站在大學的崗位上，就應該對已經進來的學生，不管好壞，盡我們所能的把他們培養成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。 彭：是，也就是真的面對問題、解決問題。 錢：所以我一再呼籲，不要再成天講「學哈佛、學劍橋」，實際上這些學校的校長我都去跟他們談過，他們對我們最大的一個勸告，我記得哈佛的校長在四十年前就跟我講過：”Whatever you do, for God’s sake, never try to copy Harvard, and because if you do, you’re bound to fail.”（看在上帝的份上，無論你做什麼，永遠別模仿哈佛；因為如果你這麼做，註定失敗！） 一味地模仿名校，一定會失敗。

3. 教學品質管控的根基：大學應以培養人才為先 彭：前面我們談到教學品質管控對大學教育跟人才培育的重要性。是不是請錢教授對於教學品控如何影響我們學生的國際競爭力，再談談您的看法？ 錢：我想我們在大學教育裡面，可能90%對學生的影響都是透過教學所做到的，其他像導師制度等各式各樣的方案，實行得都不是太理想。我想有原因，我們到後面可以談這個問題。總之，目前來看，「教學」是最重要的一個工作。因此，我想第一點就是說大學必須明定：大學是以培養人才為主。為了培養一流的人才，我們必須有一流的師資，為了保持師資永遠一流，才鼓勵他們去做研究工作。所以研究工作是為了保證一流的教學而實行的，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。 彭：可是現在好像台灣的大學，常常是把研究放在前頭，教學反而變成是一個附屬，這對人才培育其實是很大的一個斲傷。 錢：這是非常大的問題，並且對大學講起來也是一個自殺性的行為。因為社會上對研究工作不會有太明顯的感覺，他們所注意的是，這個學校為社會培養出多少人才，來解決社會嚴重的問題。很少有人問劍橋大學，牛頓當年發表了幾篇學術論文？相反地，大家問的是劍橋大學為英國社會培養了多少人才？政治大學為中華民國培養了多少人才？ 彭：您在美國服務這麼多年，是不是觀察到美國的大學，即使是所謂的研究型大學，也是以培養人才作為第一優先的工作？ 錢：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談。就學校的觀點，絕對是以培養人才為基礎。可是從60年代起，美國的研究經費大量增加以後，教員們常常為了自己的理想、為了自己的私利，對研究工作越來越注重。但是在這方面，學校一定會設法做出很大的平衡。比如說我三十年前創辦香港科技大學的時候，我就跟創校的同事們決定一件事，香港科技大學是以「為香港培養未來的人才」為目標，做研究工作只是我們的自尊跟我們的興趣，所以每一個系跟研究所資源的分配，完全以教學工作量為準，研究工作量是不算的。這個目標一定下來以後，大家就不能再忽略教學的問題。 而今天我想教育部的評鑑，基本上在數論文的篇數。儘管他們也做教學評鑑，可是基本上都是交給教育系統，弄一些問卷調查，調查所謂的學生滿意度，然後把它量化成3.7分還是4.2分，那個幾乎沒有任何意義，對教員來講甚至是相當有侮辱性的東西。因為假如一個學生從來沒上課，到了最後還可以評鑑你的教學，就出現很大的問題。當這種評鑑一出來以後，很少有老師願意要求學生達到高標準，因為要求太高，分數打太緊的話，明年就沒人選了，課就開不出來，教學工作量就出了問題。所以我想假如要提高教學品質的話，第一，必須明定大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人才；第二，因為大部分教育的手段是透過教學，而教學的好壞，不是看老師教得多好，而是學生到底學得多好，所以「學生到底學多好」這件事必須設法量出來。

4. 教學品質管控的實際作法 彭：但是這兩方面，就是老師怎麼教，教得好不好，或者學生是不是學得好，在評量上面，或者驗收成果上面好像比較不容易做到。 錢：對！常常因為這個藉口，我們就不量了，所以就搞滿意度調查。其實有很多方法能夠量的，第一個我們的觀念必須搞清楚，課是一門一門教出來的，所以我們必須每一個科目也好、課程也好，質與量一定得控制住。 彭：這點就跟課程的內容或者教材的內容，有密切的關係。 錢：對！首先，內容的設置必須是滿足未來需要的，假設內容五十年沒變或者教學大綱三十年沒變的話，就表示出了問題。第二，就是老師教到底教到什麼程度，要求有多嚴。最後一點，就是學生到底學到什麼，是不是滿足國際標準。 有很多人說這個做起來太難，其實只要自己思考一下，不必模仿任何學校，很容易的。舉例來說，假如我們今天把每一門課的大考考卷，改完以後都建檔，然後請專家看一遍，從改好的大學考卷可以看到什麼東西？第一，我們可以看到題目出的程度是不是太深，還是太淺？還有，方向是不是太窄，還是太寬？第二，就是了解學生到底學到多少。第三，看出老師打分數是太寬還是太緊。從這裡面，我們前面擔心關於評鑑的所有問題都已經解答了。並且我常常發現只要做了，這些內容都不需要公佈的，老師就突然一下覺得，我們對教學是認真的。其實在政大的博雅書院，我們已經做了五六年了，每張考卷都建檔了，代價非常低，因為我們現在掃描非常快，全班掃描五分鐘就掃描完了，就歸檔。 彭：不過我想請教，現在台灣的大學彌漫著所謂的教授治校、教授自主，因為教授自主，變成教授在教室怎麼教學、他的課程內容怎麼進行，好像變成是由他的自主性跟權威性來決定的，很難被大家拿來檢驗。所以您剛才這樣的做法，實際上的實施到底有沒有困難？是不是可以在台灣現在的大學校園裡面做到呢？ 錢：我相信是可以做到。所謂教授治校其實是一個迷思，在美國不是那麼做的，沒有任何一所一流的學校可以那麼做。教授必須能夠自律，我身為一個教授，並沒有什麼特權，我只是兩千三百萬人當中一個雇員，我的任務就是拿了薪水，要為兩千三百萬人培養出下一代接班人來，我必須要達到這個目的。

另外有一點就是，要教授治校，像我剛才講的東西，也都可以由教授自己來做。比方說，每個系常常有一些老教授要退休但還沒有退，他研究工作做得比較少了，可是他對教學非常有經驗，對這個系的感情非常深，對社會前途非常焦慮，我們可以把他請來，專門負責教學品控。例如每個學期結束以後，把每一門課大考的考卷看一遍，同時把學生的滿意度調查也看一遍，然後找老師跟學生一起坐下來談，怎麼樣去改進，目的就是為每一門課建立一個資料庫。 這個資料庫是很有用的，比方明年一個新的助理教授進來教課，立刻可以看到過去十年的考題是什麼、程度是多少、碰到哪些困難是怎麼解決的，就把它當一個研究課題來做，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去做。這一切都是靠本系的教授同儕來做的，這個是真正的教授治校。我們治校就是為一個理念、為一個目標，大家同心協力去達到那個目標，這個是真正的治校，不是集體不負責。 彭：您剛才所提的這一種機制跟做法，以我在大學的經驗，我覺得其實蠻可行的，可是很多學校可能都沒有想過用這個方式來進行「教學品控」。 錢：對！我想我們買車的話，一定要有品控的，一個汽車廠假如出來的車子有一半賣不掉的話，這個汽車廠非崩盤不可，可是我們現在就有大學畢業生一半找不到工作的，大學還照辦不誤。更荒唐的，就是家長們還照樣付了昂貴的學費，把學生往裡送。原因就是我們現在的大學完全是虛無化了，大家追求的只是文憑，文憑代表什麼內涵，完全沒人管。 比如說國內有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學，從前我在國外大學負責入學許可的時候，拿到分數單70、80、90，我就問那個學校，怎麼樣把它改變成ABC，他們就告訴我說，80以上是A，87以上是A+。我就寫了第二封信去詢問，請問貴校的平均分數多少？回信告訴我，敝校平均分數是87分，也就是說平均分數是A+。所以從那次以後，那所名校的成績單，我們在美國就完全不看。換句話說，到了今天，分數居然完全不代表到底學到多少東西，這個我想我們必須得痛定思痛地檢討一下。假如說我們是一家企業的話，早就破產了。所以有人就說，大學如果不注重品控，講的極端一點的話，可能是個詐騙集團，學生知道自己沒學到東西，教授也知道學生沒有學到足夠的東西，但是學分照給，文憑照發。難怪現在文憑在社會上，基本上是不被承認的。

彭：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錢致榕教授，到我們節目上來討論高等教育，特別是教學品質的管控。錢教授對教學品控有非常深刻的經驗跟看法，也提供了實際的做法來供各大學參考，對台灣高等教育的明天，有很大的啟發作用。下個禮拜我們還會繼續邀請錢教授，跟我們一起探討高等教育這個主題。《台灣的明天‧明天的台灣》，我們下週再會。